“不要紧，我去。您放心。我会慢慢适应的。这批上哪几个？”老大说。
“就是你和建满，还有老蒲啊，田伢子他们两兄弟啊。就这几个。你是会计，就带个队。”汤队长说。
“蒲叔是民兵排长，他带队吧。”老大说。
“你们两个商量办吧。”
“建满已经是搞了春修的啊？”老大说。
“他们都是搞了春修的。”汤队长说。
“建满最小啊，也是刚毕业的学生。”
“冒得办法。我们生产队劳力少。只能上啦。要不我们生产队的土方任务会完不成。土方是按人口分配的。我们生产队是正劳动力少，老的女的小的多。”汤队长说。
“我晓得。什么时候上？”老大说。
“就是刚才数的这几个已经参加了春修的，明天会回来休息几天。之后，你就和他们一起上——参加夏修。再把那批现在还在工地上参加春修的换回来搞‘双抢’。”汤队长说。
“好。”老大说。
“这几天，你在家里休息咯。”汤队长说。
“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把账做一下。”
老大把上堤穿的衣服和一床篾垫子，还有一张冷布帐子准备好。用书包袋装了一坨马头牌肥皂、一支中华牙膏、还有牙刷、洗脸手巾等日常用品。
“一个人在外边，就要自己招抚好自己。”妈妈说。
“晓得。我又不是第一次上堤。”老大说。
“你又担不得堤，家里又冒得人替得你。你爸想请你表叔的儿子代你去担堤。又一直没有信。”妈妈说。
“人家自己也有土方任务。怎么能帮我挑呢？你们的心意是好的。但实际情况还是只有我自己上堤去挑土，才能完成我们家的土方任务。不现实的事情，最好不要说。说出来办不到就是空话。”老大一听到空话就烦躁。
第二次上堤，老大清醒地认识到：谁也救不了他；谁也改变不了他当民工的命运。父母的好话和汤队长的善意，并不能减轻他肩上的一斤泥土。
“一句好话，能抵得一担土吗？”当然，他也知道，父母亲是好意。可现实是烂泥湖工地上分给荷花园生产队的土方，只能是荷花园的人用自己的双肩一担一担地挑走。尽管老大是个刚毕业的文弱书生，尽管他是如此的身单力薄，这个难题谁也无法解答的。“四属户”的人本来就遭人嫉，在这样的大事上，如果稍有闪失，有了巨鸭筋一个人就够了。何况，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梦。
这时，老大才明白，大队生产队为什么不同意他去参军，也不同意他去学木匠。因为，荷花园的劳动力负担太重，太辛苦了。
这就是命运。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的身份，只能靠自己。改变命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不仅需要机会，还要靠自己的勤奋努力，还要靠自己去抓住机会。
人，活着，就必须在现实的路上一步一步地朝前走。而且，如果要活得比较好，那每一步都得走稳。
快要搞“双抢”了，老大和建满挑着一担民工的行李，来到了治理烂泥湖第二期工程星火营东方红连所在地的袁家山。同来的还有蒲叔和田伢子两兄弟。这里是一个湖区和丘陵区的交界之地。这里有一口约五十亩大的水塘。听建满说，这口塘就是他们的洗澡盆。在倒挂金钩冬修时，他们是从来不洗澡的。女人都不洗澡，男人洗什么。而且根本就没地方洗，也没热水洗。
夏修，因为上堤的民工不是很多。大部分人在家搞“双抢”。加上夏季是湿气往上升，不能睡在地上。居住是分散的。老大和建满住在一个姓袁的人家，他们一个床铺。老大把冷布帐子帐好，把篾垫子垫好。准备下午去挑堤。吃饭是大队在一户姓袁的人家统一开餐。还是一样，大地是餐桌。蒸钵还是在那个箩筐里；筷子也还是在那个篮子里；茶也还是在那个木桶里，只是数量少些。荷花园正好一桌。他们在一颗大樟树下面围成一桌。吃着吃着，一片树叶飘到了菜钵子里。建满用筷子夹住树叶，把它甩到地上，照样若无其事的津津有味地吃着。
老大又是挑着他的那条钩子扁担，在土洞里挑土。这一次不同的是，没有搞砍土分方。就是一部分人挖土，一部分人挑土。挖土是轮着来。轮得老大是先挑土。他把洗脸的毛巾搭在扁担上，把土一担一担地挑到新堤上去。这条毛巾早晨洗脸，白天抹汗，晚上洗澡。他感觉到，夏修挑土的距离比冬修的距离远些。后来才知道，河道越往下游的乔口那头走就越宽。所以挑土的距离就越远。他们的工地正好和罗城县的一个工地交界。罗城县的民工是清一色的正劳力，银城县的民工是什么崽啊孙啊都上来了。
“你们银城真是作孽呢，你看这个崽咯，还是伊嫩的呢。一看就明白是个冒做过蛮工的样子。你的父母何哩舍得你来挑各号堤咯？各只怕会搞坏身子呢。”休息的时候罗城的一个民工看着老大说。
“冒得办法呢。我们每个生产队都有任务。特别是我们生产队，正劳力少，半劳力多，不来完不成任务。我们不仅劳动力上尽了，而且队屋都快要拆掉了。”老大说。
“拆队屋干什么？”
“没有钱了。”老大说。
“哦。我们平时发牢骚，说你们银城县修一条避洪河，还连累我们罗城县。看来，是要援助你们。要不，你们只怕搞不成。”
“谢谢罗城农民。我外婆家是罗城的。”老大说。
“啊？不谢，这是上面安排的。你也不戴一个斗笠？你这样雪白的，担完堤回去只怕会晒得墨黑的。”
“我现在管不了黑和白，只能管生和活。”
那善良的民工露出一脸的无奈。一边摇着头，一边挑着土走了。